吴拓邦的乌托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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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于记得了。线头来自一段msn聊天。说到中国人口语的问题，我们似乎很难表达非常细腻的感情。不是因为羞怯，而是匮乏，哑口无言，感情在心中打转，却找不到出口，无法形成声音。“也许南方话好一点，北方话更加生硬和干枯。”“没有发问，没有关怀，真是...民风彪悍啊”

这让我联想到描述和价值判断的区别。这正是我昨天想要记下的东西。
上周六和Erik晚饭，两人争执了好久。话题由公司报道开始，延伸到做人、朋友和孤独。“人可不可以因为求生而放弃道德判断，一个公司可不可以因为竞争所迫而不择手段，如盗版，如欺诈。”Erik反复要求我回答这个问题。我则一直在解构和重新阐释这个提问，指出他提了一个假问题。
最后我说，道德判断很容易做，而我之所以不断纠缠与提问的方式，不断拆分概念的定义，是因为这个过程才比较好玩。我仿佛回到了大学年代，很久不曾进行这种抽象的思辨和对话了。Erik有些反感，可能我在言语间流露出一种专家对外行的得意。
在他看来，问题一点都不复杂，他只想知道我的基本道德观。
我扪心自省，恐怕我的确在逃避他的逼问。在我心中，的确已经把求生置于最高位置，其他价值必须给它让路。“如果这样，这就跟文革没有区别了，你死我活，无数人与无数人的战争。”Erik把道德看得比求生更重要。“在文革中你会是被斗得最惨的人。”我笑道。

但我还在拼命维护自己的尊严。我说，一个人无论说什么都不重要，关键是他面对两难时的选择。
一个工厂，如果因为迫于竞争而残酷剥削工人。当我是旁观者时，我可以对此作出解释，比如经济学的解释。而Erik要我作出判断。我只能假设，当我是经理，是股东时，我会在不同选择间权衡和苦恼，是让工厂赚钱，还是让工人有足够的工资和舒适的工作生活条件。

是不是我们的社会已经如此复杂，而道德又如此混乱，所以我们只能尽量更好地描述世界，而非作出简单的道德判断？我想，写作和报道也该如此。

终于接上了，我从贾樟柯那里找到共鸣。他的话来自昨天看的《看电影》：

因为它就那么残酷，很多时候是因陋就简。……现实中大家都这样，这也是大家觉得我的电影悲观的原因。我特别不愿让我的电影超越生活，那太累了。拍完《小武》，人家问我为什么不让小武反抗？我问为什么要它反抗呢？他得过且过，他能这样混下去，不好吗？他反抗，反抗谁呢？我不愿让我的人物超越生活。人家就那样快乐着，那样忧伤着，那样因陋就简地幸福着，挺好的。